浙江省原副省长，浙江省委党校原校长，浙江省顾委会副主任刘亦夫

刘亦夫：刀锋上走过来的人生

谁能想到，一个人青春的起点，是两只磨破的布鞋和一条背着希望离家的窄路？家人期盼他能考状元，他偏偏卷进了出人命的大时代。细想想，不是每个人都能在风浪变天时把自己活成一段传奇。刘亦夫——那个教过书、下过乡、干过“官司”的山东小伙，也没想过，这一生会跟党史、家国、波折和亏欠搅和得这么深。

1937年，南京。那会儿的金陵大学，校园里满是梧桐叶和攒动的年轻，刘亦夫就是里头憨憨净净的一个，学着农业经济，原想着有朝一日回峄县教书种地，有锄头就能过日子。可谁赶得及历史这出大戏？日军进了南京，一切都乱了套，学校废了，家难回，命运像被暴雨抽打的稻草人，晾在原地。

有天晚上，炸弹落在不远处，学校玻璃都震碎了。刘亦夫呆呆地摸着胳膊，想假如今天自己倒下，是不是就像街口那个卖糖葫芦的大叔，连个姓名都留不下。那会儿，他身上还藏着几本左翼书，心里面已经开了道口——国仇家恨叠一摞，他觉得闷，直想冲出去做点什么。

后来，这股子火气就变成了行动。1938年秋，刘亦夫拉着同窗几个，窜进山东，头顶瓢泼大雨，脚下一脚泥泞。大伙都饿瘦了，依旧见谁都劝“要抗日、要救国”，也没人嫌他话多。他投了革命的门，1938年冬天成了共产党人，心里的想法很简单：“人活着，总要有点值当的事。”

可别以为革命生活都是电影里的热血。冷、饿、躲追兵，踩着夜色传递情报，常见。到后来，他被安排做宣传、拉队伍，有时也当“政委”。他不是那种特别爱讲口号的人，最常说的，反倒是：“饿了吧？吃块窝头先。”这一点，老乡们还记得。天一黑，听说山那头的部队要经过，谁也不敢睡死——刘亦夫总会拎着箱子来看看，有事没事都混在大伙当中。

到了鲁南分社做新华社的活，他头上的“副社长”其实含着风浪。这活儿，看着是文人，实则每天都在麻绳上晃。写消息难，想怎么说才不叫人抓住小辫子更难。一封消息出去，半夜还能被拉起来“核对一句话”。但这些年，他不怎么提用功、讲奉献，觉得心安理得。

杭州人常说，水到渠成才是福。刘亦夫不是福将，却挺会顺水推舟。打了胜仗，把有关部门建设、扶贫、教育的事都做过一轮，下到区，管洋洋洒洒几十万人，他的长处不是发号施令，而是能听人说废话。“你家今年亩产低了，是不是水浇少了？”，有事没事，也会撂一句土话，拉拢人心。

那么多年，刘亦夫好像一步没歪，却也踩过钉子。五十年代，他负责浙大，偏偏遇上大调整。下令并校，有人拍手，有人嘀咕。学生骂他“脱离群众”，同事怪他“踢皮球”，他晚上喝茶常常一口气就烫了嘴。那些天，他站在空操场上看学生们出黑板报，心里有虚火——可是没辙。有些决定，他自己都左右为难。他那时常写家书，只一句：“老父，一切安好，不用惦记。”

但世道哪能太顺？有些事，只能烂在肚子里。文革来了，浙江大学风雨飘摇，昔日老熟人反目，宿舍楼下贴着标语：“刘亦夫下课！”其实他早就不是年轻时那个愣头青了。面对批斗，他低着头，嘴角倒还微微上扬。有人说他“心宽”，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夜里常会梦见金陵大学的梧桐叶飘了一地。

七十年代慢慢熬过，他像从寒冬里冻过一遭的树又抽出了嫩芽。党派他抓卫生事业、学术科研，他这回放开手脚——铁匠打铁不怕炉火热，做了什么，都是手上活计。那些年，有的人担心“刘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可他偏偏守住了分寸。下乡调研，进工厂看病号，时常有人唤他“刘部长”，他调皮地摆摆手：“别这么叫，叫老刘就中！”

这种“温吞味儿”的当官法，倒叫他渐渐站稳了脚跟。上头多给派了活儿，科委、革委会、计生办……他都一一接了。人老了，身边的同事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茶杯和旧皮包没改。有人说，刘亦夫一辈子没什么大起大落，走的是“踏实曲线”，可要我看，他的波折，怕是都藏在心里，面对白热化的风浪也只是一笑置之。

到了晚年，他常独自坐在杭州的樟树下，和老友喝杯清茶，也会低头琢磨些年轻人的新学问。外头琐事还不少——有时候他会和孩子们较真“计划生育是科学还是人情”，也会为教材里的“马列主义”改一两个字斟酌半天。人到这个年纪，人看得更通透，却未必看得更轻松。他没有留下自传，没怎么谈起他的苦闷，无非只留在茶话里的笑谈。

1996年的三月刚冒芽，刘亦夫的生命就收了尾。很多人都说，刘老一辈子清清白白，起起落落都“风轻云淡”。但这样终了，未免也叫人唏嘘——他的青春与家国一同折腾，一生里总想替人担点事，到头来其实也苦了自己。

也许他偶尔会想起，那个被大雨淋湿的黄泥路和妈妈送他出门时的叮嘱。这辈子，有几分选择，也有几分身不由己。我们都想问问，倘若历史重来，刘亦夫会不会还是这样活？只可惜，人生无彩排。该走的弯路，该担的重担，都是细水长流里最真实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