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1死1伤”后续，凶手有短暂性精神病，不用坐牢了？

广东“1死1伤”后续，凶手有短暂性精神病，不用坐牢了？

有精神病就能为所欲为？

这个问号，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看到广东吴川这起案件的人心头。

今年3月，广东吴川市的一个村子里，发生了一桩血案。

凶手杨某某，闯入了他初中同学林先生的家中。

手起刀落，酿成了林家两兄弟一死一伤的惨剧。

死者，是林家二哥。

重伤的，是林家大哥，也就是凶手的同学。

受害者的妹妹林女士，在悲痛中拼凑出了事发的经过。

她说，凶手杨某某和她大哥是十几年的老同学了，关系好到放假都经常混在一起。

事发前一天，杨某某还来家里，让大哥带他去做胃镜，晚上甚至就借宿在他们家。

谁也想不到，第二天，这个“好同学”会变成索命的恶魔。

案发当天下午，杨某某戴着头盔，从外面提了一把崭新的大菜刀回来。

大哥在楼上，先是听到楼下二哥发出凄厉的呼救。

他冲下楼，看到二哥已经倒在血泊中。

大哥的第一反应是夺刀，但他身材不如对方高大，搏斗中自己也被砍至重伤二级。

四肢、头部、脖颈，遍布刀伤，双脚的骨头都被砍断。

最让人不解和胆寒的是，动机成谜。

连侥幸活下来的大哥也说不出，这位十几年的朋友，为何突然痛下杀手。

案件移交，等待审判，这本是天理昭昭的流程。

可就在7月4号，一份精神鉴定报告，让整个事件的走向拐了一个诡异的弯。

凶手杨某某，被鉴定为“急性短暂性精神病”。

鉴定意见是：作案时没有刑事责任能力。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他可能不用坐牢了。

这份鉴定，像一盆冰水，浇在了受害者家属早已破碎的心上。

林女士表示绝不接受，她要申请重新鉴定。

这事的根子，恐怕不只在法律条文的缝隙里，更深藏于我们教育的某个盲区。

下面，我们就从教育的视角，来深挖一下这口让人不寒而栗的枯井。

杨某某是谁？

他不是凭空出现的恶魔，他是大哥的“初中同学”，是“相识十几年的朋友”。

他有正常的社会关系，懂得在不舒服时“去做胃镜”，懂得人际交往中“借宿”的基本礼仪。

从表面看，他是一个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甚至可能更高教育的现代社会成员。

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正常的人，内心却可能是一片荒原。

这恰恰是我们现代教育最大的隐忧：我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去教孩子知识、技能，教他们如何解题，如何考试，如何适应社会规则从而获得更好的资源。

但我们却很少，或者说完全忽略了，教他们如何安放自己的内心。

我们教会了他们如何“有用”，却没教会他们如何“为人”。

当一个人的内心缺乏坚固的道德基石和情绪的压舱石，知识和技能反而可能成为更危险的工具。

他知道如何伪装成朋友，也知道去哪里能买到最锋利的刀。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发出了警告：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这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要是没有“仁心”这个内核，学再多的礼节、奏再美的音乐，又有什么用呢？那些都只是空洞的躯壳。

这个杨某某，他的行为不正是这句话最血淋淋的注脚吗？

他有“同学”之礼，却无“朋友”之仁。

他的内心世界，可能就像T.S.艾略特诗里的“稻草人”，头部塞满了稻草，空洞、干枯，一阵狂风（所谓的急性精神病），就能让他彻底失控，散落一地。

我们的教育，如果只专注于“术”的传授，而忽略了“道”的建立，最终培养出来的，可能就是这样一批批内心空洞的“稻草人”。

再来看这份“急性短暂性精神病”的鉴定。

它无疑是“科学”的产物，是精神病理学专家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做出的专业判断。

在法治社会，我们被教育要尊重科学，相信专业。

可为什么这份科学的报告，非但没能平息争议，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

问题就出在，我们的教育，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缺忘了普及“科学精神”。

真正的科学精神，不只是对结论的盲从，更是对过程的审视，对权威的叩问，以及对人性复杂性的敬畏。

当一份冰冷的医学术语，要豁免一桩残忍的杀人行为时，公众的直觉会感到被冒犯。

这种直觉，不是反科学，而是一种朴素正义观的自我防卫。

人们质疑的，不是精神病学本身，而是：这个鉴定过程是否严谨无瑕？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性？

“短暂性”这个词，如何能在事后精准地回溯和界定？

古希腊的先哲苏格拉底，被誉为最有智慧的人，但他却说：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这才是科学精神的极致体现，因为它承认自身的局限，对未知保持谦卑。

一份精神鉴定，可以作为证据，但不应该成为终结一切讨论的“神谕”。

我们的社会教育，需要引导公众理解，法律框架下的正义，是一个不断质证、辩论、无限趋近真相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等待标准答案下发的课堂。

当“科学”被简化为不容置疑的标签时，它就失去了自我净化和发展的能力，反而可能成为掩盖真相或逃避责任的盾牌。

这件事发展到今天，林女士一家的悲痛，是整个事件的原点。

她们选择申请重新鉴定，这条路注定艰难。

但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关乎全民的“公民教育课”。

当程序正义的结果与我们内心的实体正义感发生剧烈冲突时，我们不应该选择沉默或认命。

而应该在规则的框架内，去穷尽一切可能，去发声，去质疑，去行动。

这正是现代教育赋予每个个体的权利，也是责任。

“教育不是为生活做准备，教育就是生活本身。”

什么意思呢？

真正的教育，不只发生在教室里，它就发生在当下。

毕竟，除了课堂之外，人生阅历就是最好的实践课。

不过对于林女士来说，这堂课未免有些过于残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