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故园

三亚城市风光

中篇2

我总是能从我外公的人生际遇中看到一丝宿命的色彩。

现在回过头去看，重新去把李家人的命运梳理一遍：如果不是当年吴家的人误杀了李家的人；如果不是李家的人拿到了那笔命款；如果不是李家的人用那笔款命让我外公有了受教育机会；如果不是我外公在求学时，半路出家学会了那么一点点医道；如果不是日本人沧皇败退逃走时，让他等于白捡了便宜，得到了那批西药，让他发了财；如果……总之，一切的一切，这其中只要少了一个环节，那么，我的外公就可以在解放后少受几近三十年的罪。这个家族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当然，我这样推断也许会有一点牵强。但古人所谓的“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说的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我的外婆刘氏是李志君的原配。他们的结合应该是属于那种包办婚姻。照我看来，我外婆和我外公确实是不太般配。新派的外公年轻时风流倜傥，喜欢交际，跟老派裹小脚的外婆，生活上也合不来。外婆没什么文化，脾气又暴躁，裹小脚，人也长得不漂亮（我可不是要说外婆的坏话，但愿在天国里的外婆不要因此责骂我），我推测，以上这些，大概就是我外公不喜欢我外婆的主要原因。外公外婆是在1928年成婚的。也就是外公出去琼海求学的那一年。

因为他们的婚姻是长辈包办的婚姻，外公一直不满意这桩婚事。以至在上学期间就曾经想过要结束这桩婚事。日本人来了之后，外公曾经关押拷打，之后流落到岛西南的黄流九所一带行医，期间，又娶了一个岛西莺歌海镇上的女人作小妾。我们管她叫莺歌海外婆，或者叫她二外婆。二外婆给我的印象是寡言少语，和颜悦色，说话细声细气。外公要的大概就是她这副淑女模样。所以娶了她。我的这个二外婆很能生养，嫁给外公后，居然一口气生下了二男三女。也就是说，我的舅舅姨妈都是她生的。

据母亲说，我的外婆一生共生过一男一女。女的即是我的母亲。男婴生下来还没满月，便夭折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让外公在琼海上学期间学了一些医术。我外婆刘氏是那种乡间旧式小户人家的女儿。母亲还在五岁时，就被外婆强制缠上了小脚。如果不是后来我那新派的外公回到家里，及时发现并制止了这件事—让母亲拆掉了裹脚布，那么，我母亲的后来的命运就不知道会是什么样了。总之，可以推断的是，如果是一个裹了小脚的女人，在1950年代初就不可能出来参加革命工作。其命运大约就是嫁给一个普通的乡下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耕种田地，了却自己的一生。外公在娶了二外婆之后，就分出两亩田地，让外婆自行耕种，自食其力。在经济上，外婆和外公及另娶的二房是分开的。

常常听母亲叙说她那些童年、少年时的经历，以及在田间里劳作、历尽甘苦的往事。按说，母亲作为这个地主家庭的大小姐，地位应该是优越的。实际情况居然是因为父母之间的不和，受了许多的苦。外公早年间就分出两亩地，让外婆自己耕种。这两亩地的收获非常有限。母亲说，她每年如果想要添置一件新衣服，都必须靠自己到田地里、去捡拾别人收割时遗落下来的谷穗。她会把这些陆续捡拾来的谷穗积攒起来，然后拿去卖了钱，等到积攒够了钱，再去扯布。放假时，也要到田间地头去给人家帮工，干个十天八天，才能换个一升半斗的米。母亲说，她能上小学，也主要是靠外婆缩衣节食，省下来的钱去给她交的学费。实际上，外公、外婆他们这时已经是有名无实的夫妻了。

本文中那幢小楼的二层！

问题是到了1952年的土改划定阶级成份时，外公就因为那一幢建筑和一些只够划中农的田亩，就被划成了地主。那幢楼在当时的乡下，实在是太显眼了。也是被划成地主的要件！接下来，院子的主楼又被工作队没收了，成了大队部办公的存放物资的地方。有时是存放生产队的水稻种子，有时是化肥农药。有时上面来人了就临时居住一下。我那可怜的外婆，因为与李志君的这一层婚姻关系，且老派的外婆抱着从一而终的旧观念，死活不愿意去乡里办理离婚手续，因而也被土改工作队顺理成章赠送了地主成份。你想想，一个没文化的乡下老女人，当年怎么可能知道这成份问题的严重性呢！甚至连我母亲这样当年曾经是土改工作队员的人，最初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当时的土改政策上也没有说明，被划为地主成分后，会被社会如何对待。

总之，这地主婆这口黑锅一背就是二十多年。成份问题也给她外婆带来二十多年的艰辛坎坷。等到母亲和外婆知道了这家庭成份对人生的影响太大时，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按照阶级成份，外婆属于地主，实际上，她又没有享受过一丁点地主阶级的好处。自己在田土里刨食，含辛茹苦养育了我的母亲，靠自食其力过了上半辈子，解放后还不能坦坦荡荡住进女儿的家！想想也实在是太冤枉了！正是因为她是地主成份，解放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外婆只能独自生活。

我那出身贫苦出身，努力为新政权服务的父亲，在处理与母亲家族关系的这件事情上，就显得冷酷无情，甚至有点极端！每每想来，常常会让人心寒。而父亲呢，他有时也会抱怨，说是母亲家的地主成份，让他失去了在仕途发展的最好机会。如果不是因为受外婆地主成份的影响，他应该是被调到县的组织部系统工作。在他的观念里，是不能容忍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成为一个庇护地主分子栖身的场所。

实际上，我母亲为了带大我们兄弟几个人，先后请过几任保姆。按说，我外婆孤零零的一个人在乡下生活，若是随了我父母，可以帮着他们带孩子、做饭什么的，而且也不用再花钱去请保姆。外婆也不用再下地去干那些又苦又累的农活。这应该是最优的处置。但是，这种最优选择，在父亲的革命原则和阶级路线面前，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根本就不堪一击。更令我们这些当儿子困惑的是，既然如此仇恨地主阶级，可当初为什么又要和地主出身的母亲结合呢？当然，他们这个级怪的干部，也不知道时代的舵手会把国家领向没完没了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他们没有穿透历史的眼光。总之，应该是没有想到一个家庭成份问题，会有那么严重的后遗症吧！

1960年代初末到1970年代初，每到放寒暑假时，我会从自治州首府通什回到崖城。有时下了车走到村口，远远就看到外婆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戴着一顶尖顶竹笠，瘦小的躯体，裹在那件宽大的、永远的黑布斜襟衫中，滑稽得就像个稻草人似的。她就站在生产队的稻田的田埂上，每隔上几分钟，就“呼嘘、呼嘘”地呼喊，轰赶着一群群飞来偷食成熟的庄稼的麻雀。有时，也会看到她弯着是虾米一样的腰，在生产队的田地里辛苦地劳作，或是插秧或中耕除草或拔花生。

我那可怜的外婆，她的一几乎生都在自食其力！每次回到乡下碰上这样的情景，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有一种很悲凉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