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

一

关于怎么样去认识新的创作小说，这像是一件必须明白的事。因为中国在目下，创作已经是那么多了，在数量上，性质上，作成一种分类统计还没有人。一个读者，他的住处如是离上海或北平较远，愿意买一本书看，便感到一种困难。他不知道应当买什么书为好。不一定是那些住在乡僻地方的年青人，即或是上海、北平、武昌、南京、广州这些较大地方，大学生或中学生，愿意在中国新书上花一点钱，结果还是不知道如何去选择他所欢喜的书。远近一些人，能够把钱掏出给书店，所要的书全是碰运气而得到的书。听谁说这书好，于是花钱买来；看到报纸上广告很大，于是花钱买来；从什么刊物上，见有受称赞的书，于是花钱买来。买书的目的，原为对中国新的创作怀了十分可感的好意，尤其是僻处内地的年青人，钱是那么难得，书价却又这么贵。但是，结果每一个读者，全是在气运中造成他对文学的感情好坏，在市侩广告中，以及一些类似广告的批评中，造成他对文学的兴味与观念。经营出版事业的，全是在赚钱上巧于打算的人。一本书影响大小估价好坏，商人看来全在销行的意义上。这销行的道理，又全在一点有形的广告，与无形的广告上。结果完全在一种近于欺骗的情形下，使一些人成名。这欺骗，在“市侩发财”、“作家成名”以外，同时也就使新的文学陷到绝路上去，许多人在成绩上感到悲观了。许多人在受骗以后，对创作，便用卑视代替了尊严。并且还有这样的一种事实，便是从十三年后，中国新文学的势力，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免避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2]，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影响创作方向与创作态度非常之大。从这混淆的结果上看来，创作的精神，是完全堕落了的。

因这个不良的影响，不止是五年来的过去，使创作在国内年青的人感情方面受了损失，还有以后的趋势，也自然为这个影响所毒害，使新的创作者与创作的诵读者，皆转到恶化的兴味里去，实在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如今我来说几个目下的中国作家与其作品，供给关心到新文学的人作一种参考。我不再告你们买某一本书或不买某一本书，因为在我自己的无数作品里，便从不指点一个年青人应买某一个集子去看。为年青人选书读，开书单，这件事或者可以说是一个“责任”，但不是“这一篇文章上的责任”。这里我将说到的，是什么作者，在他那个时代里，如何用他的作品与读者见面，他的作品有了什么影响，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倾向，在组织文学技术上，这作者的作品的得失，……我告你们是明白那些已经买来的书，如何用不同一的态度去认识，去理解，去赏鉴，却不劝你们去买某一个人的作品，或烧某一个人的书。买来的不必烧去，预备买的却可以小心一点，较从容的选择一下。我知道，还有年青朋友们，是走到书店去，看看那一本书封面还不坏，题目又很动人，因此非常慷慨的把钱送给书店中小伙计手上，拿书回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一本不值得一看的旧书的。因此在机会中，我要顺便说到买书的方法，以及受骗以后的救济。

二

“创作”这个名词，受人尊敬与注意，由五四运动而来。创作小说受人贱视与忽视，则现在反而较十年前的人还多。五四运动左右，思想“解放”与“改造”运动，因工具问题，国语文学运动随之而起。国语文学的提倡者，胡适之、陈独秀等，使用这新工具的机会，除了在论文外，是只能写一点诗的。《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书，被胡适之提出，给了一种新的价值，使年青人用一个新的趣味来认识这类书。同时译了一些短篇小说，写了许多有力的论文。另外是周作人、耿济之[3]等的翻译，以及其他翻译，在文学的新定义上，给了一些帮助。几个在前面走一点的人，努力的结果，是使年青人对这运动的意义，有了下面的认识：

使文字由“古典的华丽”转为“平凡的亲切”是必须的。

使“眩奇艰深”变为“真实易解”是必须的。

使语言同文字成为一种东西，不再相去日远是必须的。

使文字方向不在“模仿”而在“说明”，使文字在“效率”而不在“合于法则”是必须的。

同时“文学是人生”，这解释，摇动到当时一切对文学运动尽力的人的信仰，因此各人皆能勇敢的、孩气的，以天真的心，处置幼稚单纯的文字，写作“有所作为”的诗歌。对一切制度的惑疑，习惯的抗议，莫不出之以最英雄的姿态。所以“文学是一种力，为对习惯制度推翻建设，或纠正的意义而产生存在”。这个最时行的口号，在当时是已经存在而且极其一致的。虽然幼稚，但却明朗健康，便是第一期文学努力所完成的高点。在诗上，在其他方向上，他们的努力，用十年后的标准，说“中国第一期国语文学，是不值得一道，而当时的人生文学，不过一种绅士的人道主义观，这态度也十分软弱”，那么指摘是不行的。我们若不疏忽时代，在另外那个时代里，可以说他们所有的努力，是较之目前以翻译创作为穿衣吃饭的作家们，还值得尊敬与感谢的。那个时代文学为主张而制作，却没有“行市”。那个最初期的运动，并不概括在物质的欲望里面，而以一个热诚前进。这件事，到如今却不行了的。一万块钱或三千块钱，由一个商人手中，分给作家们，便可以定购一批恋爱的或革命的创作小说，且同时就支配一种文学空气，这是1928年以来的中国的事情。较前一些日子里，那是没有这个便宜可占，也同时没有这个计划可行的。

并且应当明白，当时的“提倡”者却不是“制作”者，他们为我们文学应当走去的路上，画了一些图，作了一些说明，自己并不“创作”。他们的诗是在试验上努力的。小说还没有试验的暇裕，所以第一期创作的成绩比诗还不如。

第一期的创作同诗歌一样，若不能说是“吓人的单纯”，便应当说那是“非常朴素”。在文字方面，与在一个篇章中表示的欲望，所取的手段方面，都朴素简略，缺少修饰，显得匆促与草率。每一个作品，都不缺少一种欲望，就是用近于言语的文字，写出平凡的境界的悲剧或惨剧。用一个印象复述的方法，选一些自己习惯的句子，写一个不甚坚实的观念——人力车夫的苦、军人的横蛮、社会的脏污、农村的萧条，所要说到的问题太大，而所能说到的却太小了。中国旧小说又不适于模仿，从一本名为《雪夜》的小说上，看看一个青年作者，在当时如何创作，如何想把最大的问题，用最幼稚的文字，最简单的组织来处置，《雪夜》可以告我们的，是第一期创作，在“主张”上的失败，缺少的是些什么东西。《雪夜》作者汪敬熙君，是目前国内治心理学最有成就的一个人，这作品，却是当时登载于《新潮》、《新青年》一类最有力量的刊物上面，与读者见面的。这本书，告给我们的，是那个时代一个年青人守着当时的文学信仰，忠实的诚恳的写成的一本书。这不是“好作品”，却是“当时的一本作品”。

在“人生文学”上，那试验有了小小阻碍，写作方向保持那种态度，似乎不能有多少意义。一面是创作的体裁与语言的方法，从日本小说得到了一种暗示，鲁迅的创作，却以稍稍不同的样子产生了。写《狂人日记》，分析病狂者的心的状态，以微带忧愁的中年人感情，刻画为历史一名词所毒害的、一切病的想象，在作品中，注入嘲讽气息，因为所写的故事超拔一切同时创作形式，文字又较之其他作品为完美，这作品，便成为当时动人的作品了。这作品意外的成功，使作者有兴味继续写下了《不周山》等篇，后来汇集为《呐喊》，单行印成一集。但从这一个创作集上，获得了无数读者的友谊。其中在《晨报副刊》登载的一个短篇，以一个诙谐的趣味写成的《阿Q正传》，还引起了长久不绝的论争，在表现的成就上，得到空前的注意。当时还要“人生的文学”，所以鲁迅那种作品，便以“人生文学”的悲悯同情意义，得到盛誉。因在解放的挣扎中，年青人苦闷纠纷成一团，情欲与生活的意识，为最初的睁眼而眩昏苦恼，鲁迅的作品，混和的有一点颓废，一点冷嘲，一点幻想的美，同时又能应用较完全的文字，处置所有作品到一个较好的篇章里去，因此鲁迅的《呐喊》，成为读者所欢喜的一本书了。时代促成这作者的高名，王统照、冰心、庐隐、叶绍钧，莫不从那情形中为人注意，又逐渐为世所遗忘，鲁迅作品的估价，是也只适宜于从当时一般作品中比较的。

还有一个情形，就是在当时“人生文学”能拘束作者的方向，却无从概括读者的兴味。作者许可有一个高尚尊严的企图，而读者却需要一个诙谐美丽的故事。一些作者都只注意自己“作品”，乃忘却了“读者”。鲁迅一来，写了《故乡》、《社戏》，给年青人展览一幅乡村的风景画在眼前。使各人皆从自己回想中去印证。又从《阿Q正传》上，显出一个大家熟习的中国人的姿式，用一种不庄重的谐趣，用一种稍稍离开艺术范围不节制的刻画，写成了这个作品。作者在这个工作上，恰恰给了一些读者所能接受的东西，一种精神的粮食，按照年青人胃口所喜悦而着手烹炒，鲁迅因此意外的成功了。其实鲁迅作品的成就，使作品与读者成立一种友谊，是“趣味”却不是“感动”。一个读过鲁迅的作品的人，所得的印象，原是不会超出“趣味”以上的。但当时能够用他的作品给读者以兴味的并无多人。能“说”发笑的故事，农村的故事，像鲁迅那样人或者很多，能“写”的却只有他一个。《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一个坏作品，正如中国许多坏作品一样，给人的趣味也还是低级的谐谑，而缺少其他意味的。作者注意到那以小丑风度学小丑故事的笔法，不甚与创作相宜，在这作品上虽得到无量的称赞，第二个集子《彷徨》，却没有那种写作的方法了。在《呐喊》上的《故乡》与《彷徨》上的《示众》一类作品，说明作者创作所达到的纯粹，是带着一点儿忧郁，用作风景画那种态度。长处在以准确鲜明的色，画出都市与农村的动静。作者的年龄，使之成为沉静，作者的生活各种因缘，却又使之焦躁不宁，作品中憎与爱相互混和，所非常厌恶的世事，乃同时显出非常爱着的固执，因此作品中感伤的气分，并不比郁达夫为少。不过所不同的，郁达夫是一个以个人的失望而呼喊，鲁迅的悲哀，是看清楚了一切，在病的衰弱里，辱骂一切，嘲笑一切，却同时仍然为一切所困窘，陷到无从自拔的沉闷里去了的。

在第一期创作上，以最诚实的态度，有所写作，且十年来犹能维持那种沉默努力的精神，始终不变的，还是叶绍钧。写他所见到的一面，写他所感到的一面，永远以一个中等阶级的身份与气度，创作他的故事，在文学方面，则明白动人；在组织方面，则毫不夸张。虽处处不忘却自己，却仍然使自己缩小到一角上。一面是以平静的风格，写出所能写到的人物事情。叶绍钧的创作，在当时是较之一切人作品为完全的。《隔膜》代表作者最初的倾向，在作品中充满淡淡的哀戚。作者虽不缺少那种为人生而来的忧郁寂寞，因为早婚的原因，使欲望平静，乃能以作父亲态度，带着童心，写成了一部短篇童话。这童话名为《稻草人》。读《稻草人》，则可明白作者是在寂寞中怎样做梦，也可以说是当时一个健康的心，所有的健康的人生态度。求美，求完全，这美与完全，却在一种天真的想象里，建筑那希望，离去情欲，离去自私，是那么远，那么远！在1922年后创造社浪漫文学势力暴长，“郁达夫式的悲哀”成为一个时髦的感觉后，叶绍钧那种梦，便成一个嘲笑的意义而存在，被年青人所忘却了，然而从创作中取法，在平静美丽的文字中，从事练习，正确的观察一切，健全的体会一切，细腻的润色，美的抒想，使一个故事在组织篇章中，具各样不可少的完全条件，叶绍钧的作品，是比一切作品，还适宜于取法的。他的作品缺少一种眩目的惊人的光芒，却在每一篇作品上，赋予一种温暖的爱，以及一个完全无疵的故事，故给读者的影响，将不是趣味，也不是感动，是认识。认识一个创作应当在何种意义下成立，叶绍钧的作品，在过去，以至于现在，还是比一切其他作品为好。

在叶绍钧稍次一点时间里，冰心、王统照，两人的作品，在《小说月报》以及其他刊物上发现了。

烦恼这个名词，支配到一切作者的心。每一个作者，皆似乎“应当”，或者“必须”，在作品上解释这物与心的纠纷，因此“了解人生之谜”这句到现今已不时髦的语言，在当时，却为一切诗人所引用。自然的现象，人事的现象，因一切缘觉而起爱憎与美恶，所谓诗人，莫不在这不可究竟的意识上，用一种天真的态度，去强为注解，因此王统照、冰心这两人写诗，在当时便称为“哲理的诗”。在小小篇章中，说智慧聪明言语，冰心女士的小诗，因由于从太戈尔小诗[4]一方面得到一种暗示，所有的作品，曾经得到非常的成功。使诗人温柔与聪慧的心扩大，用着母性一般的温暖的爱，冰心女士在小诗外创作小说，便写成了她的《超人》这个小说集上各篇章，陆续发表于《小说月报》上时，作者所得的赞美，可以说是空前的。十年来在创作方面，给读者的喜悦，在各个作家的作品中，还是无一个人能超过冰心女士。以自己稚弱的心，在一切回忆上驰骋，写卑微人物，如何纯良具有优美的灵魂，描画梦中月光的美，以及姑娘儿女们生活中的从容，虽处处略带夸张，却因文字的美丽与亲切，冰心女士的作品，以一种奇迹的模样出现，生着翅膀，飞到各个青年男女的心上去，成为无数欢乐的恩物，冰心女士的名字，也成为无人不知的名字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在时代的兴味歧途上，渐渐像已经为人忘却了，然而作者由作品所显出的人格典型，女性的优美灵魂，在其他女作家的作品中，除了《女人》作者凌叔华[5]外，是不容易发现了的。

冰心女士所写的爱，乃离去情欲的爱，一种母性的怜悯，一种儿童的纯洁，在作者作品中，是一个道德的基本，一个和平的欲求。当作者在《超人》集子里，描画到这个现象时，是怀着柔弱的忧愁的。但作者生活的谧静，使作者端庄，避开悲愤，成为十分温柔的调子了。

“解释人生”，用男子观念，在作品上，以男女关系为题材，写恋爱，在中国新的创作中，王统照是第一位。同样的在人生上看到纠纷，而照例这纠纷的悲剧，却是由于制度与习惯所形成，作者却在一种朦胧的观察里，作着否认一切那种诗人的梦。用繁丽的文字，写幻梦的心情，同时却结束在失望里，使文字美丽而人物黯淡，王统照的作品，是同他那诗一样，被人认为神秘的朦胧的。使语体文向富丽华美上努力，同时在文字中，不缺少新的倾向，这所谓“哲学的”象征的抒情，在王统照的《黄昏》、《一叶》两个作品上，那好处实为其他作家所不及。

在文学研究会一系作者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作者，是以落华生用作笔名的许地山。在“技术组织的完全”与“所写及的风光情调的特殊”两点上，落华生的《缀网劳蛛》，是值得注意的。使创作的基本人物，在实现的情境里存在，行为与生活，叙述真实动人，这由鲁迅或郁达夫作品所显示出的长处，不是落华生长处。落华生的创作，同“人生”实境远离，却与艺术中的“诗”非常接近。以幻想贯穿作品于异国风物的调子中，爱情与宗教，颜色与声音，皆以与当时作家所不同的风度，融会到作品里。一种平静的、从容的、明媚的、聪颖的，在笔致、散文方面，由于落华生作品所达到的高点，却是同时几个作者无从企望的高点。

与上列诸作者作品，取不同方向，从微温的、细腻的、惑疑的、淡淡寂寞的憧憬里离开，以夸大的、英雄的、粗率的、无忌无畏的气势，为中国文学拓一新地，是创造社几个作者的作品。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使创作无道德要求，为坦白自白，这几个作者，在作品方向上，影响较后的中国作者写作的兴味实在极大。同时，解放了读者兴味，也是这几个人。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在作品中必不可少的文字组织与作品组织，皆为所要写到的“生活愤懑”所毁坏，每一个创作，在一个生活片段上成立，郭沫若的小说是失败了的。为生活缺憾夸张的描画，却无从使自己影子离开，文字不乏热情，却缺少亲切的美。在作品对谈上，在人物事件展开与缩小的构成上，则缺少必需的节制与注意。从作者的作品上，找寻一个完美的篇章，不是杂记，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组织的故事，实成为一个奢侈的企图。郭沫若的成就，是以他那英雄的气度写诗，在诗中，融化旧的辞藻与新的名词，虽泥沙杂下，在形式的成就上毫无可言，调子的强悍，才情的横溢，或者写美的抒情散文，却自有他的高点。但创作小说，三人中却为最坏的一个。

张资平，在他第一个小说集《冲积期化石》这本书上，在《上帝儿女们》及其他较短创作上，使读者发生了极大兴味。五四运动引起国内年青人心上的动摇，因这动摇所生出的苦闷，虽在诗那一方面，表现得比创作为多，然而由于作品提出那眩目处，加以综合的渲染，为人类行为——那年青人最关切的一点——而发生的问题，诗中却缺少作品能够满足年青人的。把恋爱问题，容纳到一个艺术组织里，落华生的作品，因为文章的完美，对读者而言，却近于失败了。冰心女士因环境与身份，有所隐避，缺少机会写到这一方面。鲁迅因年龄关系，对恋爱也羞于下笔了。叶绍钧，写小家庭夫妇生活，却无性欲的纠纷。王统照，实为第一期中国创作者中对男女事件最感兴味的一人，作品中的男女关系，由于作者文学意识所拘束，努力使作品成为自己所要求的形式，给人的亲切趣味却不如给人惊讶迷惑为多。张资平，以“学故事的高手”那种态度，从日本人作品中得到裁体与布局的方便，写年青人亟于想明白而且永远不发生厌倦的“恋爱故事”，用平常易解的文字，使故事从容发展，其中加入一点明白易懂的讥讽，琐碎的叙述，乃不至于因此觉得过长。错综的恋爱，官能的挑逗，凑巧的遇合，平常心灵生的平常悲剧，最要紧处还是那文字无个性，叙述的不厌繁冗，年青人，十二年左右的年青人，切身的要求，是那么简单明白，向艺术的要求，又那么不能苛刻，于是张资平的作品，给了年青人兴奋和满足，用作品揪着了年青人的感情，张资平的成就，也成为空前的成就了。俨然为读者而有所制作，故事的内容，文字的幽默，给予读者以非常喜悦，张资平的作品，得到的“大众”，比鲁迅作品为多。然而使作品同海派文学混淆，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也便是这一个人。年青读者从张资平作品中，是容易得到一种官能抽象的满足，这本能的向下发泄的兴味，原是由于上海旧派文学所酝酿成就的兴味，张资平加以修正，却以稍稍不同的意义给年青人了。

然而从张资平作品中感到爱悦的人，却多是缺少在那事件上展其所长的脚色。这些年青男子，是“备员”却不是“现役”。恋爱这件事在他们方面，发生好奇的动摇，心情放荡，生活习惯却拘束到这实现的身体，无从活泼。这里便发生了矛盾，发生了争持。“情欲的自决”，“婚姻的自决”，这口号从五四喊起，喊了几年，年青人在这件事却空怀“大志”，不能每人皆可得到方便。张资平小说告给年青人的只是“故事”，故事是不能完全代替另外一个欲望的。于是，郁达夫，以衰弱的病态的情感，怀着卑小的可怜的神情，写成了他的《沉沦》。这一来，却写出了所有年青人为那故事而眩目的忧郁了。

生活的卑微，在这卑微生活里所发生的感触，欲望上进取，失败后的追悔，由一个年青独身男子用一种坦白的自暴方法，陈述于读者，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创造周报》上出现，不久以后成为一切年青人最熟习的名字了。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郁达夫在他作品中，提出的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名誉、金钱、女人、取联盟样子，攻击我这零落孤独的人……”这一句话把年青人心说软了。在作者的作品上，年青人，在渺小的平凡生活里，用憔悴的眼看四方，再看看自己，有眼泪的都不能悭吝他的眼泪了。这是作者一人的悲哀么？不，这不是作者；却是读者。多数的读者，诚实的心是为这个而鼓动的。多数的读者，由郁达夫作品，认识了自己的脸色与环境。作者一支富有才情的笔，却使每一个作品，在组织上即或完全忽略，也仍然非常动人。一个女子可以嘲笑冰心，因为冰心缺少气概显示自己另一面生活，不如稍后一时淦女士[6]对于自白的勇敢。但一个男子，一个端重的对生存不儿戏的男子，他却不能嘲笑郁达夫。放肆的无所忌诞的为生活有所喊叫。到现在却成了一个可嘲笑的愚行，因为时代带走了一切陈腐，新的方向据说个人应当牺牲。然而展览苦闷由个人转为群众，十年来新的成就，是还无人能及郁达夫的。说明自己，分析自己，刻画自己，作品所提出的一点纠纷处，正是国内大多数青年心中所感到的纠纷处。郁达夫，因为新的生活使他沉默了，然而作品提出的问题，说到的苦闷，却依然存在于中国多数年青人生活里，一时不会失去的。

感伤的气分，使作者在自己作品上，写到放荡无节制的颓废里，作为苦闷的解决，关于这一点，暗示到读者，给年青人在生活方面，生活态度有大影响，这影响，便是“同情”于《沉沦》上人物的“悲哀”，也同时“同意”于《沉沦》上人物的“任性”。这便是作者从作品上发生的不良结果，虽为时较后，用“大众文学”、“农民文学”作呼号，却没有多少补救的。作者所长是那种自白的诚恳，虽不免夸张，却毫不矜持，又能处置文字，运用词藻，在作品上那种神经质的人格，混合美恶，糅杂爱憎，不完全处、缺憾处，乃反而正是给人十分尊敬处。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在郁达夫作品上，用小丑的卑微神气出现，却使人忧郁起来了。鲁迅使人忧郁，是客观的写到中国小都市的一切，郁达夫，只会写他本身，但那却是我们青年人自己。中国农村是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战，为土匪骚扰，为新的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原来的型范，鲁迅不能凝视新的一切了。但年青人心灵的悲剧，却依然存在，在沉默里存在，郁达夫，则以另外意义而沉默了的。

三

让我们忘却了上面提到的这几个人，因为另外还有值得记忆的作者。是的，上面的作者，有些人，是在我们还没有忘却他以前，他自己就早已忘却他的作品了。汪敬熙、王统照、落华生几个人，在创作上留下的意义，是正如前一期新诗作者俞平伯等一样的意义，作品成为“历史底”了的。鲁迅、郁达夫、冰心、郭沫若，这些自己并不忘却自己的人，我们慢慢的也疏忽了。张资平，在那巨量的产额下，在那常常近于“孪生”的作品里，给人仍然是那种原来趣味，但读者，用一个人嘲弄的答谢给作者，是一件平常而正当的行为。他的作品继续了新海派的作风，同上海几个登载图画摄影的通俗杂志可以相提并记。叶绍钧因为矜持，作风拘束到自己的习惯里，虽在寂寞中还能继续创作，但给人的感动，却无从超越先一时期所得的成功了。

这个时代是说到十二年十三年为止的。

四

十三年左右，在国内创作者中为人所熟习的名字，是下面几个人。许钦文、冯文炳、王鲁彦、黎锦明、胡也频。各人文字风格皆有所不同，然而贯以当时的趣味，却使每个作者皆自然而然写了许多创作，同鲁迅的讽刺作品取同一的路线。绅士阶级的滑稽，年青男女的浅浮，农村的愚暗，新旧时代接替的纠纷，凡属作家，凝眸着手，总不外乎上述各点。同时因文字方面所受影响，北方文学运动所提示的简明体裁，又统一了各个作者，故所谓个性，还仅能在文学风格上微有不同，“人生文学”一名词，虽无从概括作者，然而作品所显示的一面，是无从使一作者独有所成就的。其中因思想转变使其作品到一种新的环境里去，其作品能不为时代习气所限，只一胡也频。但这转换是十八年后的事，去当时写作已四年了。

从上述各作者作品作一系统检阅，便可明白放弃辞藻的文学主张，到十三年后，由于各个新作家的努力，限度已如何展开，然而同时又因这主张，如何拘束了各个作品。创造社的兴起，在另一意义上，也可说作了一种新的试验，在新的语体文中容纳了旧的辞藻，创造社诸人在文体一方面，是从试验而得到了意外好影响的。这试验一由于作者一支笔可以在较方便情形下处置文字，一由于读者易于领会。在当时，说及创造社的，莫不以“有感情”盛道创造社同人的成功，这成就，在文字一方面是较之在思想方面为大的。

用有感情的文字，写当时人所朦朣的所谓两性问题，由于作者的女性身份，使作品活泼于一切读者印象中，到后就有了淦女士。一面是作者所写到的一种事情，给了年青读者的兴奋，一面是作者处置文字的手段，较之庐隐还更华美，以“隔绝之后”命题，登载于《创造季刊》上时，淦女士所得到的盛誉，超越了冰心，惹人注意与讨论，较之郁达夫、鲁迅作品，似都更宽泛而长久。

用有诗气息的文字，虽这文字所酝酿的气息十分旧，然而说到的却是十分新，淦女士作品，在精神的雄强泼辣上，给了读者极大惊讶与欢喜。年青人在冰心方面，正因为除了母性的温柔，得不到什么东西，而不无小小失望，淦女士作品，却暴露了自己生活最眩目的一面。这是“一个传奇”，“一个异闻”。是的，毫无可疑的，这是当时的年青人所要的作品。“一个异闻”，淦女士作品，是在这意义下被社会认识而加以欢迎了。文字比冰心的华美，却缺少冰心的亲切，但她说到的是自己，她具有展览自己的勇敢，她告给人是自己在如何解决自己的故事，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为了对于“爱”这名词有所说明，在1923年前，女作家中还没有这种作品。在男子作品中，能肆无所忌的写到一切，也还没有。因此淦女士作品，以崭新的趣味，兴奋了一时代的年青人。《卷葹》这本书，容纳了作者初期几个作品，到后还写有《劫灰》及其他，笔名改为沅君。

淦女士的作品，是感动过许多人的，比冰心作品更给人感动，这全是事实。但时代稍过，作品同本人生活一分离，淦女士的作品，却以非常冷淡的情形存在，渐渐寂寞下去了。因作者的作品价值，若同本人生活分离，则在作者作品里，全个组织与文字技巧，便已毫无惊人的发现。把作者的作品当一个艺术作品来鉴赏，淦女士适宜于同庐隐一起，时至今日，她的读者应当是那些对于旧诗还有兴味的人来注意的。《超人》在时代各样趣味下，还是一本适宜于女学生阅读的创作，《卷葹》能给当时的年青人感动，却不能如《超人》长久给人感动，《卷葹》文字的美丽飘逸处，能欣赏而不足取法。

在第二时期上，女作家中，有一个使人不容易忘却的名字，有两本使人无从忘却的书，是叔华女士的《花之寺》同《女人》。把创作在一个艺术的作品上去努力写作，忽略了世俗对女子作品所要求的标准，忽略了社会的趣味，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的也是诚恳的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别走出了一条新路。“悲剧”这个名词，在中国十年来新创作各作品上，是那么成立了非常可笑的定义，庐隐的作品，淦女士的作品，陈学昭[7]的作品，全是在所谓“悲剧”的描绘下面使人倾心拜倒的表现自己的生活。或写一片人生，饿了饭暂时的失业，穿肮脏旧衣为人不理会，家庭不容许恋爱把她关锁在一个房子里，死了一个儿子，杀了几个头。写出这些事物的外表，用一些诱人的热情夸张句子，这便是悲剧。郭沫若是写这浮面生活的高手，也就因为写到那表面，恰恰与年青的鉴赏程度相称，艺术标准在一种俯就的情形下低落了。使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的纠纷，凝静的观察，平淡的写去，显示人物“心灵的悲剧”，或“心灵的战争”，在中国女作家中，叔华却写了另外一种创作。作品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与之离远了。作者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的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喊叫，不吟呻，却只是“沉默”。在《花之寺》一集里，除《酒后》一篇带着轻快的温柔调子外，人物多是在反省里沉默的。作者的描画，疏忽到通俗的所谓“美”，却从稍稍近于朴素的文字里，保持到静谧，毫不夸张的使角色出场，使故事从容的走到所要走到的高点去。每一个故事，在组织方面，皆有缜密的注意，每一篇作品，皆在合理的情形中“发展”与“结束”。在所写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笔却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时代这东西，影响及于一切中国作者，作品中，从不缺少“病的焦躁”，十年来年青作者作品的成就，也似乎全在说明到这“心上的不安”，然而写出的却缺少一种暇裕，即在作家中如叶绍钧，《城中》一集，作者的焦躁便十分显明的。叔华女士的作品，不为狭义的“时代”产生，为自己的艺术却给中国写了两本好书。

但作者也有与叶绍钧同一凝固在自己所熟习的世界里，无从“向更广泛的人生多所体念”，无从使作品在“生活范围以外冒险”的情形。小孩、绅士阶级的家庭、中等人家姑娘的梦、绅士们的故事，为作者所发生兴味的一面。因不轻于着笔到各样世界里，谨慎处，认真处，反而略见拘束了。作者是应当使这拘束得到解放机会，作品涉及其他各方面，即在失败里少不气馁，则将来，会更能写出无数极好的故事的。作者所写到的一面，只是世界极窄的一面，所用的手法又多是“描写”而不是“分析”，文字因谨慎而略显滞呆，缺少飘逸，不放荡，故年青读者却常欢喜庐隐与沅君，而没有十分注意叔华，也是自然的。

五

还有几本书同几个作者，应归并在这时代里去的，是杨振声先生的《玉君》同川岛[8]的《月夜》，章衣萍的《情书一束》。

《月夜》在小品散文中有诗的美质。《情书一束》则写儿女情怀，微带一点儿荡、一点儿谐趣，写成了这一本书。《情书一束》得到的毁誉，由于书店商人的技巧，与作者本作品以外的另一类作品，比《沉沦》或《呐喊》都多，然而也同样比这两本书容易为人忘却。因为由于作者清丽的笔，写到儿女事情，不庄重处给人以趣味。这趣味，在上海《幻洲》[9]一类刊物发表后，《情书一束》的读者，便把方向挪到新的事物上去了。

《玉君》这本书，在出世后是得到国内刊物极多好评的。作者在故事组织方面，梦境的反复，使作品的秩序稍感紊乱，但描写乡村动静，声音与颜色，作者的文字，优美动人处，实为当时长篇新作品所不及。且中国先一期中篇小说，张资平《冲积期化石》，头绪既极乱，王统照《黄昏》，也缺少整个的组织的美，《玉君》在这两个作品以后问世，却用一个新的方法写一个传奇，文字艺术又不坏，故这本书不单是在过去给人以最深印象，在目下，也仍然是一本可读的书。因作者创作态度，在使作品“成为一个作品”，却不在使作品“成为一个时髦作品”，故在这作品的各方面，不作趋时的讽刺，不作悲苦的自白，皆不缺少一个典型的法则。小小缺憾处，作者没有在第二个作品里有所修正，因为这作品，如《月夜》《雪夜》一样，作者皆在另一生活上，抛弃了创作的兴味，在自己这作品上，也似乎比读者还容易把它先已忘却了。

这时还有几个作者几种作品，因为他们的工作，在另外一件事上，有了更多更好的贡献，因此我们皆疏忽了的，是郑振铎先生的《家庭故事》，赵景深[10]先生的《烧饼》，徐霞村[11]先生的《古国的人们》。

又有几个作家的作品，为了别一种原因，使我们对于他们的名字同作品都疏远了一点，然而那些作品在当时却全是一些刊物读者最好的粮食的，在北方，还有闻国新、蹇先艾、焦菊隐、于成泽[12]、李健吾、罗暄岚等创作。在南方，则有周全平、叶灵凤，由创造社的《创造》而《幻洲》、《洪水》[13]，各刊物上继续写作了不少文章，名字成为了南方读者所熟习的名字（其中最先为人注意的还有一个倪贻德）。还有彭家煌。在武昌，则有刘大杰、胡云翼[14]。在湖南，则有罗黑芷。这些作者的作品，在同一时代，似乎比较冷落一点，既不同几个已经说到的作家可以相提并论，即与或先或后的作家如冯文炳、许钦文、黎锦明、王鲁彦、胡也频而言，也不如此数人使人注意。这里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文字个性”、“所据地位”几种关系，或成就了某一些作者，或妨碍了某一些作者，是一种看来十分稀奇，实在却很平常的事实的。冯文炳是以他的文字“风格”自见的。用十分单纯而合乎所谓“口语”的文字，写他所见及的农村儿女事情，一切人物出之以和爱，一切人物皆聪颖明事，习于其所占据那个世界的人情，淡淡的描，细致的刻画，由于文字所蕴酿成就的特殊空气，很有人欢喜那种文章。许钦文能用仿佛速写的笔，擦擦的自然而便捷的画出那些乡村人物的轮廓，写出那些年青人在恋爱里的纠纷，与当时看杂感而感到喜悦的读者读书的耐心与趣味是极相称的。黎锦明承鲁迅方法，出之以粗糙的描写，尖刻的讥讽，夸张的刻画，文字的不驳杂中，却有一种豪放气派，这气派的独占，在他名为《雹》的一集中间，实很有些作品较之同时其他作家的作品更为可爱的。鲁彦的《柚子》，抑郁的气分，遮没了每个作品，文字却有一种美，且组织方面和造句方面，承受了北方文学运动者所提出的方向，干净而亲切，同时讥讽的悲悯的态度，又有与鲁迅相似处，当时文学风气是《阿Q正传》支配到一部分人趣味的时节，故鲁彦风格也从那一路发展下去了。胡也频，以诗人清秀的笔转而作小说，由于生活一面的体念，使每一个故事皆在文字方面毫无微疵，在组织方面十分完美。其初期作品《圣徒》、《牧场上》可作代表，到后方向略异，作品中如《光明在前面》等作，则一个新的人格和意识，见出作者热诚与爱的取舍，由忧郁徘徊而为勇敢的向前，有超越同时同类一般作品的趋势。

但我们有时却无力否认名字比较冷落的作家，比名字热闹的作家有什么十分相悬的界域。在中国，初期的文坛情形，滥入了若干毫无关系的分子，直到如今还是免不了的。在创作中有为玩玩而写作的作家，也有因这类的玩玩而写作的人，挡住前路，成为风气，占据刊物所有的篇章，终于把写作无从表现的作家，在较大刊物上把作品与读者晤面的，照例所得读者注意处较多，与书业中有关系的，照例他那作品常有极好的销数，欢喜自画自赞的，不缺少互相标榜兴味的，他们分上得到的好处，是一个低头在沉默中创作的作家所无分的。从小小的平凡的例子上看去，蒋光慈、长虹、章衣萍……这一类名字，莫不在装点渲染中比起任何名字似乎还体面一些。那理由，我们若不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寻得到时，是只有从另外一个意义下去领会的。有些作家用他的作品支持到他的地位，有些作家又正是用他的地位支持到作品。故如所传说，一个名作者用一元千字把作品购为己有，这事当然并不稀奇。因为在上述情形中，无数无名无势的新进者，出路是不要钱也无人愿意印行他们的著作的。这些事因近年来经营新出版业者的加多，而稍稍使习气破除，然而凡是由于以事业生活地位而支持到作品地位的，却并不因此有所动摇。文学趣味的方面，并不在乎读者而转移。读者就永远无能力说需要些什么，不要些什么，故时到今日，风气一转，便轮到小学生书籍充满市面的时候了。

六

把上述诸作者，以及其中近于特殊的情形，作不愉快的叙述，可以暂且放下不用再提了的。

从各方面加以仔细的检查，在一些作品中，包含孕育着的浮薄而不庄重的气息，实大可惊人，十年来中国的文学，在创作一方面，由于诙谐趣味的培养，所受的不良影响，是非常不好的挹讽刺的气息注入各样作品内，这是文学革命稍后一点普遍的现象，这现象到如今经过两种打击还依然存在，无产阶级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皆不能纠正它。过去一时代文学作品，大多数看来，皆不缺少病的纤细，前面说到的理由，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

使作品皆病于纤巧，一个作品的动人，受读者欢迎，成为时髦的作品，全赖这一点，这种过失是应当有人负责的。胡适之为《儒林外史》重新估价，鲁迅、周作人、西滢[15]等杂感，西林[16]的戏，张资平的小说，以及另外一些人的莫泊桑、契诃夫作品的翻译，这些人的成绩，都是我们十分感谢，却又使我们在感谢中有所抗议。这些作品毫无可疑处，是对于此后一般作品方面有了极大的暗示。由于《新青年》陈独秀等那类杂感，读者们学会了对制度用辱骂和讽刺作反抗的行为，由于《创造》成仿吾那种批评，读者们学会了轻视趣味不同的文学的习惯，由于《语丝》派所保持的态度而写成的杂感和小品散文，养成了一种趣味，是尖巧深刻的不良趣味。用这态度有所写作，照例可以避去强调的冲突，而能得到自得其乐的满足。用这态度有所写作，可以使人发笑，使人承认，使人同意。但同时另外指示到创作方向，“暗示”或“影响”到创作的态度，便成为不良的结果。我们看看年轻人的作品中，每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不缺少用一种谐趣的调子，不庄重的调子写成的故事。每一个作者的作品，皆有一种近于把故事中人物嘲讽的权利，这权利的滥用，不知节制，无所顾忌，因此使作品深深受了影响，许多创作皆不成为创作，完全失去其正当的意义，这失败处是应归之于先一时作俑者的。文学由“人生严肃”转到“人生游戏”，于中年人情调虽合，所谓含泪微笑的作品，乃出之于不足语此的年轻作者，故结果留下一种极可非难的习气。

说一句俏皮一点的话，作一个小丑的姿式，在文体方面，则有意杂糅文言与口语，使之混和，把作品同“诙谐”接近，许多创作，因此一来连趣味也没有了。在把文学为有意识向社会作正面的抗议的情形里，所有的幼稚病，转到把文学为向恶势力作旁敲侧击的行为，抓他一把，捏他一下，仿佛虽聪明知慧了许多，然而创作给人也只是一点趣味，毫无其他可企望的了。舒老舍先生，集中了这创作的谐趣意识，以夸诞的讽刺，写成了三个长篇，似乎同时也就结束了这趣味的继续存在。因为十六年后，小巧的杂感，精致的闲话，微妙的对白剧，千篇一律的讽刺小说，也使读者和作者有点厌倦了，于是时代便带走了这个游戏的闲情，代替而来了一些新的作家与新的作品。

这方向的转变，可注意的不是那几个以文学为旗帜的人物，虽然他们也写了许多东西，如钱杏邨[17]先生所指出的蒋光慈、洪灵菲等等。但我想说到的，是那些仅以作品直接诉之于读者，不仰赖作品以外任何手段的作家，有几个很可注意到的人：

一、以十五六年以来革命纠纷的时代为背景，作者体念的结果，写成了《动摇》、《追求》、《幻灭》三个有连续性的恋爱革命小说，是茅盾。

二、以一个进步阶级女子，在生活方面所加的分析，明快爽朗又复细腻委婉的写及心上所感到的纠纷，着眼于低级人物的生活，而能写出平常人所着眼不到处，写了《在黑暗中》的是丁玲。

三、就是先前所说及的集中了讽刺与诙谐用北京风物作背景，写了《赵子曰》、《老张哲学》等作的是老舍。

在短篇方面，则施蛰存先生一本《上元灯》，最值得保留到我们的记忆里。

把习气除去，把在创作中不庄重的措词，与自得其乐沾沾自喜的神气消灭，同时也不依赖其他装点，只把创作当成一个企图，企图它成一个艺术作品，在沉默中努力，一意来写作，因此作品皆能以一种不同的风格产生而存在，上述各作者的成就，是我们在另一时候也不能忘却的。使《黄昏》、《玉君》等作品与茅盾《追求》并列，在故事发展上，在描写技巧上，皆见出后者超越前者处极多。大胆的以男子丈夫气分析自己，为病态神经质青年女人作动人的素描，为下层女人有所申诉，丁玲女士的作品，给人的趣味，给人的感动，把前一时几个女作家所有的爱好者兴味与方向皆扭转了。他们厌弃了冰心，厌弃了庐隐，淦女士的词人笔调太俗，叔华女士的闺秀笔致太淡，丁玲女士的作品恰恰给了读者们一些新的兴奋。反复酣畅的写出一切，带着一点儿忧郁，一点儿轻狂，攫着了读者的感情，到目前，复因自己意识就着时代而前进，故尚无一个女作家有更超越的惊人的作品可以企及的。

讽刺因夸张而转入诙谐滑稽，老舍先生的作品，在或一意义上，是并不好的。然而一时代风气，作家之一群，给了读者以忧郁，给了读者以愤怒，却并无一个作者的作品，可以使年青人心上的重压稍稍轻松。读《赵子曰》，读《老张哲学》，却使我们感觉作者能在所写及的事物上发笑，而读者却因此也可以得到一个发笑机会。这成就已不算十分坏了。关于故都风物一切光景的反照，老舍长处是一般作者所不能及的，人物性格的描画，也极其逼真动人，使作品贯以一点儿放肆坦白的谐谑，老舍各作品，在风格和技术两方面都值得注意。

冯文炳、黎锦明、王鲁彦、许钦文……等等，作品可以一贯而谈处便是各个作家的“讽刺气分”。这气分，因各人笔致风格而小异，并却不完全失去其一致处。这种风气的形成，有应上溯及前面所述及“诙谐趣味”的养成，始能明白其因缘的。毫无可疑处，各个作者在讽刺方面，全是失败了的。读者这方面的嗜好，却并不能使各个作家的作品因之而纯粹。诚实的制作自己所要制作的故事，清明的睥睨一切，坦白的申述一切，为人生所烦恼，便使这烦恼诉之于读者，南方《创造》派所形成的风气实比之于北方《语丝》派为优。浅薄幼稚，尚可望因时代而前进，使之消灭；世故聪明，却使每个作者在写作之余，有泰然自得的样子，文学的健康性是因此而全毁了的。十六年革命小说兴起，一面是在对文学倾向有所提示，另一面也掊击到这种不良趣味。这企图，在创作方面，并无何等积极的贡献，在这一面却是不为无益的。虽当时大小杂感家以《奔流》为残垒，有所保护，然而“白相的文学态度”随即也就因大势所趋而消灭了。几个短篇作者，在先一时所得到的优越地位，另有了代替的人物，施蛰存、孙席珍、沉樱[18]，是几个较熟习的名字。这些人是不会讽刺的。在把创作当一个创作的态度诚恳上而言，几人的成就，虽不一定较之另外数人为佳，然而把作品从琐碎的牢骚里拖出，不拘宥到积习里，作品却较纯粹多了。《上元灯》笔头明秀，长于描绘，虽调子有时略感纤弱，却仍然可算为一个完美的作品。这作品与稍前一年两年的各作品较，则可知道以清丽的笔，写这世界行将消失或已消失的农村传奇，冯文炳、许钦文、施蛰存有何种相似又有何种不同处。

孙席珍写了《战场上》，关于战争还另外写了一些作品。然这类题材，对于作者并不适宜，因作者所认识另一生活不多，文字技巧又不能补其所短，故对于读者无多大兴味。但关于战争，作暴露的抗议，作者以外还无另一人。

与施蛰存笔致有相似处，明朗细致，气派因生活与年龄拘束，无从展开，略嫌窄狭，然而能使每一个作品成为一个完美好作品，在组织文字方面皆十分注意，且为女作者中极有希望的，还有一个女子作家沉樱。

[1] 本篇原载1931年4月15日《文艺月刊》第2卷第4号、6月30日第2卷第5～6号，署名沈从文。

[2] 海派文学：此处指“礼拜六派”。

[3] 耿济之：翻译工作者，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4] 太戈尔小诗：指泰戈尔《飞鸟集》等诗集中的短诗。

[5] 凌叔华：现代女作家、画家。

[6] 淦女士：即冯沅君，现代女作家。

[7] 陈学昭：现代女作家，浅草社成员。

[8] 川岛：即章廷谦，现代作家，《语丝》撰稿人。

[9] 《幻洲》：文艺性半月刊，叶灵凤、潘汉年编辑。

[10] 赵景深：现代作家、文学史家、翻译家，文学研究会成员。

[11] 徐霞村：法国文学研究者，曾编辑过《熔炉》杂志。

[12] 闻国新：现代作家。于成泽：现代作家。

[13] 《洪水》：创造社刊物之一。

[14] 彭家煌：现代作家。刘大杰：现代作家、文学史家。胡云翼：著名词学研究家、文学史家。

[15] 西滢：即陈源，现代作家，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

[16] 西林：即丁西林，现代剧作家。

[17] 钱杏邨：即阿英，现代作家、戏剧家、文学史家。

[18] 孙席珍：现代作家。沉樱：现代女作家，曾编辑《京报·文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