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民办代课教师的暮年期待，别让他们的坚守成空

在村口那古老的石磨旁，老李头静静地蹲着，裤脚还沾着清晨的露水。他佝偻的脊背像被岁月压弯的扁担，布满裂口的手指反复摩挲着那张塑封过三次的聘书 ——1985 年的红色宋体字早已褪色，却依然能看清 "民办教师" 四个烫金大字。目光穿过晨雾中摇曳的芦苇荡，定格在两公里外飘扬着红旗的村小，那里的五星红旗正随着秋风猎猎作响，恍惚间竟与三十年前他亲手升起的那面重合。

三十年的光阴里，他踩着泥泞小路家访，在漏雨的教室用墨水瓶做煤油灯备课，把自家口粮分给留守儿童。如今肺气肿让他走二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痰盂里的血丝日渐增多，但比身体更痛的，是那些卡在喉咙里的念想。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老李头床头的木箱里，锁着全乡 28 位老民办教师的联名信，信纸边缘已经磨出毛边。这些曾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在暴雨中背学生过河的教书人，如今多半和他一样，被关节炎、尘肺病缠上了身。他们的期待写在泛黄的信纸上，字里行间满是被岁月冲刷过的质朴。

老有所养，是他们最朴实的愿望

将青春和热血献给教育事业的他们，如今渴望能够依靠教龄获得一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然而，现实却往往令人失望。有些地方虽然出台了 "每教龄月补 10 元" 的政策，但扣除各种名目的 "管理费" 后所剩无几；还有的地方将补贴与新农合捆绑，导致部分老人为领每月 80 元补助，反而要多交 380 元医保费。养老保险的缺失，更是让他们在计算儿女赡养费的夜晚辗转难眠。

蕲春的廖志华老师办公桌上，至今摆着 1998 年获得的 "优秀教育工作者" 奖状。他在乡镇小学担任副校长长达 37 年，却始终是编外人员。2003 年非典期间，他住在学校守了 47 天，每天给教室消毒到深夜，那时每月工资 800 元；到 2020 年退休，最高工资也才 1500 元。满 60 岁时，社保局核算的养老金让他红了眼眶 —— 每月 400 元，不够支付降压药开销。56 岁那年，这个从未离开过乡镇的老人第一次背着蛇皮袋进城，在广州市郊废弃水泥厂宿舍落脚，白天粘包装盒（每千个挣 12 元），晚上给农民工子女做家教，寒冬腊月舍不得开 150 元的电热毯。

何生卫、吴美娟夫妇的床头，贴着女儿手绘的 "工资条"：爸爸教龄 32 年 ×10 元 = 320 元，妈妈教龄 28 年 ×10 元 = 280 元，合计 600 元。但实际到账的数字总在变动 —— 有时扣除 "档案管理费" 剩 540 元，有时因 "系统维护" 晚发两个月。何生卫 57 岁收到的辞退令上只有一句话："因学校编制调整，即日起解除聘用关系"。吴美娟在乡镇小学教 "学前班"，一周 26 节课包括语文、数学、体育，每月工资 1500 元加 500 元班主任补贴，养老金每月 400 元。为了给患尿毒症的公公凑透析费，她周末加入红白喜事唢呐队吹长号（每次 50 元），下班踩缝纫机做娃娃服装（每件挣 3 元），还给村口老人理发（一次 8 元），右手虎口处磨出的茧子比粉笔灰结的痂还硬。

病有所医，是他们内心的呼唤

长期的粉笔生涯，让他们的肺部成了 "积尘罐"。某公益组织 2023 年调研显示，83% 的老民办教师患有慢性支气管炎，67% 有腰椎间盘突出。但乡镇卫生院的报销比例仅 55%，住院起付线 800 元的门槛，让他们宁可在村医那里开 3 元的止痛片，也不愿去拍 120 元的胸片。

湖南娄底的周雪梅老师，抽屉里整齐码着 17 个药瓶，从最便宜的甘草片到稍贵的氨溴索。她教了 41 年语文，板书时总喜欢用 "悬腕法"，粉笔灰簌簌落在蓝布衫上。62 岁那年咳血住院，诊断为尘肺二期，住院 18 天花了 2.3 万元，新农合报销后自付 1.1 万。这笔钱相当于她两年的教龄补贴，出院时她悄悄把医生开的进口药换成了国产仿制药，药盒背面写着 "每次半片，可分两次吃"。

他们期待的不是免费医疗，只是希望能像公办教师那样享受 75% 的医保报销比例，能有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去年重阳节，县教育局组织的健康义诊让老李头激动了好几天，他特意穿上过年才舍得穿的中山装，排了两小时队做心电图，拿到体检报告时反复问医生："这上面说我肺不好，是教书时候落下的不？"

脸上有光，心里才暖

教师节那天，村小的孩子们举着康乃馨走过老李头家门口，喧闹声让他悄悄关紧了门。这个节日属于那些穿着崭新校服的公办教师，却与他们这些 "编外前辈" 无关。去年乡教育组送来的 "慰问品" 是三袋过期奶粉，让他至今耿耿于怀。

何生卫老师的铁皮文件柜里，锁着更珍贵的东西：省级小学奥数优秀辅导员证书（1997 年）、县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奖章（2005 年）、第一届 "蕲春名师" 奖杯（2012 年）。他还特意去县城考了专科文凭、计算机等级证、心理健康教师资格证，带出的毕业班数学成绩曾连续五年全县第一。但这些红本本没能阻止他在 57 岁被辞退，更没能让他在孙子问 "爷爷你以前是正式老师吗" 时，挺直腰杆回答。

他们想要的不多 —— 或许是村史馆里加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或许是县志 "教育篇" 里添一行小字，或许是教师节座谈会上多一把木椅。就像老李头常念叨的："不求评先进，哪怕村里广播提一句，说当年教过书的老李还在，就行。"

政策落地，别打滑

国务院 2011 年就发文要求 "妥善解决民办教师遗留问题"，但到 2023 年，仍有 17 个省份未出台配套细则。某县教育局的公示栏上，"民办教师补助发放名单" 贴了三年，却有 12 位老人反映从未收到钱。更让人寒心的是认定标准的 "玻璃门"—— 有的要求提供连续工资单（但当年多数是现金发放），有的限定 "必须在教育系统存档"（很多乡村小学档案早已遗失）。

湖北鄂州的王建国老师，为了证明自己 1982-1998 年的教龄，跑了七个乡镇找老同事作证，收集了 23 份手写证明材料，最终却因 "缺少年度考核表" 被驳回。72 岁的他拖着中风后的左腿，每月去教育局询问进展，门卫都认识这个背褪色帆布包的老人了。

这些老人不奢望政策倾斜，只盼执行别 "打折扣"。就像联名信最后写的："我们等得起政策完善，却等不起岁月流逝。"

夕阳把老李头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慢慢站起身，将聘书小心翼翼折成四折放进内衣口袋。远处村小传来下课铃声，清脆得像三十年前他敲响的铜铃。这些田埂上的 "稻草人"，曾守护着乡村的希望，如今只盼在日落前，能等到属于自己的那束暖光。

或许我们能做的不多：转发一次他们的故事，给当地教育局写一封建议信，甚至只是在重阳节去村里看看他们。但对这些老人来说，被看见，就是最好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