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笼子

人为什么要拿公家的权力干私活？

这问题，浅了说像问“为啥饿了要吃饭”，深了说像问“人活着到底图个啥”。古往今来的聪明人吵了几千年，从性善性恶吵到经济理性，唾沫星子溅了一地，可贪官该冒出来还是冒出来，就像春天的草，你今儿踩平了，明儿一浇水，又从砖缝里探出脑袋，带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清朝的李侍尧就是个活例。乾隆朝云贵总督，朝堂上高呼“清廉自守”时，声量震得穿太和殿的鎏金宝顶，转头就把云南金矿当成了自家私库。后来抄家，单是珍珠手串就抄出三百余挂，颗颗浑圆饱满，比宫里娘娘们的体己加起来还多，不知情的怕要以为他专营珠宝行当。这种事，难用简单的好坏论断，得往人性根儿上挖。

有群人说人性本善，这说法总像在哄三岁孩子。要是人天生就好得冒泡，自带道德光环，朱元璋用剥皮实草那套狠招对付贪官时，咋还有人前赴后继地往刀口上撞？那可是剥皮啊，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可就是有人敢铤而走险。

洪武年间的户部侍郎郭桓，管着全国的钱粮，愣是把国家粮仓的粮食贪得够半个南京城的人吃三年。当时南京城少说也有几十万人口，这要是靠“善”能解释得通，城隍庙的泥菩萨都得从神龛上跳下来，指着他的鼻子笑出声。

性善论者总爱说“人是被诱惑坏的”。可你见过谁能诱惑石头开花？能诱惑路边的野草长成参天大树？骨子里没那点念想，再大的诱惑也白搭，就像给和尚递红烧肉，他未必会接。

明朝的严嵩年轻时，还是个敢跟权贵叫板的清流，写的诗里满是“清风两袖朝天去”的正气。可当内阁首辅的椅子坐热了，看着满屋子的奇珍异宝，那点“善”就像被雨水泡过的宣纸，慢慢化了，到最后连字都看不清了。当然，这理论也不是全无用处，至少它告诉我们：法律得有点理想主义，像给欲望立块警示牌，红底白字，提醒着人们别忘了心里的那点光。

另一拨人说人性本恶，听着倒比性善论实在些，带着点现实主义的冷峻。黑格尔就说过，承认人性恶是更伟大的思想。这话绕是绕了点，像哲学家们常玩的文字游戏，但意思很明白：知道人会耍坏，有那点阴暗心思，才能提前防着，不至于被打个措手不及。

可这理论的漏洞也大得能跑过一辆马车。你没法解释包拯为啥敢顶着驸马爷的面子铡陈世美，那可是皇亲国戚，他就不怕掉脑袋？也没法解释海瑞死的时候家徒四壁，连买棺材的钱都得靠朋友凑，作为一个朝廷命官，混到这份上，要是人性本恶，实在说不通。

要是人全是坏蛋，满脑子都是损人利己的念头，华盛顿放着总统不当，非要回庄园种地，摆弄他的棉花和玉米，岂不成了疯癫？放着权力的盛宴不吃，非要啃玉米棒子，这可不符合“恶”的逻辑。

更要命的是，要是把贪腐当成“人之常情”，就像说“偷东西是因为手痒”“杀人是因为心情不好”，法律要是认了这套，不等于是给强盗发通行证，还附赠一把开山刀？民国时期的曹锟就干过这事儿，他想当总统想疯了，公然把总统职位明码标价，五千块一票，议员们拿着支票投票，把国会变成了菜市场。这种把腐败当规则的社会，最后只能是民不聊生，老百姓在泥潭里苦苦挣扎。

到了近代，又冒出个“经济人”理论，说人干啥都算着成本收益，一分钱一分货，当官的也不例外，脑子里像装着个计算器，噼里啪啦算个不停。

这说法挺时髦，还带着点学术的光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专门给它起了个学名：公共选择理论。按这道理，贪官都是精算师，戴着金丝眼镜，掂量着“贪多少不会被抓”“风险和收益成不成正比”，跟菜市场买菜讨价还价似的，精明得很。

可现实里的贪官，往往没那么精明，甚至有点傻气。清朝的和珅就是个例子，他贪了八亿两白银，相当于国库十五年的收入，这哪是经济理性，分明是疯了，贪得连自己都忘了姓啥。他就没想过，这么多钱，能带到棺材里去吗？最后还不是落得个抄家赐死的下场。

再说，有些当官的图的不是钱，是拍桌子时别人不敢吭声的派头，是走到哪儿都有人点头哈腰的排场。就像明朝的魏忠贤，权倾朝野，非要让百官给他建生祠，活着就享受香火供奉，这账又怎么用金钱来衡量？

把人当成只会算账的机器，就像把猫当成只会抓老鼠的工具，忘了它还爱晒太阳、追尾巴、在沙发上留下几个梅花印，忘了人还有感情、有尊严、有那些没法用数字衡量的追求。

其实啊，这些理论吵来吵去，就像瞎子摸象。摸到腿的说像柱子，摸到耳朵的说像扇子，摸到尾巴的说像绳子，都对，又都不对。

人哪有那么简单？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理性即感性。说穿了，人就是个“欲望的混合体”，像个大杂烩。跟街头巷尾的张三李四没两样：想吃点好的，顿顿有肉；想穿点体面的，名牌加身；想让人高看一眼，出门前呼后拥。这些心思，当官的也有，算不上罪过，都是人之常情。

可要是当了官，就想把整条街的饭馆都包下来自己吃，别人连闻香味都不行；想把别人的体面扒下来给自己用，让别人光着膀子站在寒风里，这就过了界，踩了红线。

东晋的石崇就这么干过。他做荆州刺史时，连过路商队都抢，拦路抢劫跟劫道的土匪似的，把朝廷的驿站当成自家仓库，来往的物资想拿就拿。这种欲望，就像野草，不除迟早会把庄稼地毁了，最后连一粒粮食都收不上来。

柏拉图早就说过，人性里有欲望这东西，像野马一样，带着原始的野性，得用缰绳牵着，不然就会乱跑。这缰绳，就是法律，不松不紧，恰到好处。

他老人家要是看见朱元璋对付贪官的手段，怕是要吓一跳，说不定会从雅典学园里跳出来。朱皇帝把贪官的皮剥下来，填上稻草，做成“人皮稻草人”挂在衙门里，风一吹晃晃悠悠，这哪是缰绳，分明是勒死马的绳索，还是带倒刺的那种。

结果呢？明朝的贪官还是没断了根，前赴后继，跟飞蛾扑火似的。连朱元璋自己都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早上杀了一批，晚上又冒出来一批，杀不尽、斩不绝。

反过来看罗马帝国。元老院为了防止官员受贿，定了不少规矩：出差只能住驿站，不能住豪华酒店；吃饭不能超过三个菜，一荤两素就不错了；送礼超过一定价值，不管啥理由，都按受贿论处。这就有点缰绳的意思，松紧适度。

可惜后来皇帝权力太大，像个任性的孩子，把元老院的规矩当废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还踩上几脚。缰绳磨断了，野马挣脱了束缚，帝国也就跟着散了架，分崩离析。

说到底，人这欲望就像烧火。烧得太旺，火苗窜到房梁上，会把房子点了，家破人亡；完全灭了，冷冰冰的，又得挨冻，日子没法过。

法律要做的，不是把火泼灭，而是砌个灶台，用砖头垒起来，让火在该烧的地方烧，煮水做饭，取暖过冬，而不是四处蔓延。

美国的水门事件就是例子。尼克松想连任想疯了，像着了魔似的，派手下偷偷摸摸潜入对手的办公室，偷文件、装窃听器。这就是火漫出了灶台，烧到了邻居家的柴火垛。最后国会要弹劾他，最高法院要审他，不是因为他想连任——这欲望本身不算坏，谁不想在高位上多待几年？——是因为他为了连任坏了规矩，把灶台拆了，让火到处乱烧。

韩国的朴槿惠也一样。为了帮闺蜜谋利，把国家政策当成交易，今天给这个公司批块地，明天给那个项目开绿灯，把权力当成了自家的摇钱树。这种越过法律边界的欲望，就像把柴火扔进了炸药库，最终只能引火烧身，自食恶果。

中国古人其实早就懂这个道理，比西方早了几千年。荀子说“人生而有欲”，就像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天经地义，没啥好羞耻的。他主张“化性起伪”，意思是用礼法把过度的欲望掰过来，像把长歪的树扶正，而不是一刀砍死，连树墩子都刨掉。

可到了宋朝理学，就走了极端，非要喊“存天理灭人欲”。把正常的欲望也当成洪水猛兽，恨不得把人都变成清心寡欲的圣人，不食人间烟火。结果呢？社会倒是“规矩”了，像个精密的钟表，可也没了生气，连发明个新工具，都有人跳出来说“不合天理”，祖宗没这么干过。

明朝的海禁政策就是这么来的。皇帝怕人们出海经商“滋生贪念”，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了眼，就下旨“片板不许下海”。结果把中国锁成了铁壳子，像个闭关锁国的孤岛，让西方列强后来居上，拿着坚船利炮敲开了我们的国门。

现在的法律，有时候也犯类似的毛病，有点矫枉过正。规定公务员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这个不许碰、那个不许摸，好像当了官就得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喝西北风就能活，没有七情六欲。

其实啊，公务员也是人，不是庙里的泥菩萨。他们也想下班回家陪孩子，给孩子讲个睡前故事；也想过年带点特产给爹妈，陪老人唠唠嗑；也想周末约上朋友，喝两杯小酒，吹吹牛。这些欲望，没什么不对，都是人之常情。

新加坡就做得聪明。他们的公务员工资定得比企业高管还高，明明白白承认他们有合理的物质欲望，不用偷偷摸摸。同时用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像个透明的玻璃罩，防止欲望泛滥成灾。

法律该管的，是那些用公章换特产、用签字换孩子上学名额的勾当，是那些把公共权力当成自家摇钱树的行为。就像给司机定规矩，不是不让他开车，是不让他闯红灯、轧实线，别把车开到沟里去，也别撞到人。

说到底，腐败这事儿，跟人性的善恶没关系，跟会不会算账也没关系。就看欲望有没有装在笼子里，这笼子是不是结实，是不是透风。

这笼子不能太松，松了关不住，老虎会跑出来伤人；也不能太紧，紧了连喘气都费劲，鸟儿会窒息而死。得不大不小，刚刚好。

古今中外的例子都在说一个理：让人守住本分的，从来不是什么高尚的道德说教，也不是什么精密的算计公式，是清清楚楚的规矩，是白纸黑字的法律。知道什么能要，什么不能碰，碰了就得挨板子，疼得刻骨铭心。

香港的ICAC便是如此行事的。他们如同不知疲倦的猎人，无论你官阶多高、权位多重，只要贪了一块钱，即便是悄悄揣进兜里的一枚硬币，也会追查到底，穷追猛打。正是这种让规矩硬过人情、大过权力的制度，才能将欲望牢牢关进笼子，锁死，再牢牢贴上封条。

人嘛，谁还没点想法？谁不想日子过得好一点，受人尊敬一点？

关键是想法冒出来的时候，心里得有杆秤，秤砣是良知，秤杆是法律。秤上得有法律这颗定盘星，不管怎么晃，都能稳住，知道轻重。

不然的话，再聪明的人，也会在欲望里栽跟头，像个醉汉一样，摇摇晃晃掉进沟里。就像再壮的马，没了缰绳也会跑丢，跑到悬崖边上，一脚踏空。

和珅临刑前写过一句诗：“五十年来梦幻真”。大概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太晚了，一生的荣华富贵，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梦，醒来时已是断头台。

可世上哪有后悔药？药店不卖，天庭也不批发。

欲望这东西，就像河水。堵是堵不住的，大禹治水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堵得越狠，反弹得越厉害，最后溃堤决口，泛滥成灾。得疏导，得引流。

疏到哪儿去？疏到法律的河道里，让它顺着河床流淌，灌溉农田，发电照明，而不是四处横流，淹没村庄。

让该有的欲望有处安放，让合理的追求得到满足，让不该有的欲望无处遁形，让过度的贪婪受到惩罚。这才是法治的智慧，是治理欲望的真谛。

你说呢？这道理，是不是从古至今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