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肩杨德昌侯孝贤，这位台湾电影大师不该被埋没

王

童

和他的“希腊小庙”

采写：宋朝

一个三十岁之后才会看电影、晚熟的人

“我们年轻时，喜欢看沈从文的小说。”在电话采访中，83岁的王童告诉我。这位以“台湾三部曲”名闻遐迩的导演近来身体抱恙，“最近老是跑医院，看病。”自2019年从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学系退休以来，他的业余生活被画画写字填满，间或帮学生做个监制或顾问。

为了这次采访，我把他的代表作《稻草人》 （1987） 、《香蕉天堂》 （1989） 和《无言的山丘》 （1992） 又看了一遍。

“打雷的时候，土地都会震动，蟋蟀就会爬出来。”这是《无言的山丘》结尾，矿工阿屘对雏妓富美子说的话。当陈升和李正帆联手写的片尾曲《纠缠》响起时，我恰好收到王童发来的短信：“请明天上午十一点钟互通话。”时间是6月9日，晚上11点半。

《无言的山丘》结尾

《红柿子》：回到起初

时隔多年，我的前同事、《环球银幕》执行主编陈世亚仍然记得当初见王童的情景：“他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传奇人物。当时同事带着我去采访他，其实我基本没看过他的电影，并不懂他的影史地位。但是特别喜欢听他说话，不仅是没架子不摆谱，还有一种天真感。”他尤其记得一个细节：“聊开了之后，老头子一高兴，把墨镜也摘了——当时他眼睛感染了，很红。”

两个“喜欢电影的小朋友”问他：“您对这个世界还有好奇心吗？”王童两眼放光，回答：“有啊。”

2023年4月8日，台湾“国家影视听中心”推出“在历史的荒地造景：王童导演回顾展”，开幕片是他在1983年执导的《看海的日子》。展映名单中除了“三部曲”外，还有武侠片《策马入林》 （1984） ，他作为美术指导的《天下第一》 （1983） ，以及两部改编自伤痕文学的《假如我是真的》 （1981） 和《苦恋》 （1982） 。

「在历史的荒地造景：王童导演回顾展」海报

这个一辈子在拍“种田、当兵、当矿工、妓女的小人物”的导演，常被列入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健将之列。他以美术指导身份进入中影制片厂，曾与李行、白景瑞、陈耀圻、胡金铨等导演长期共事。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做了导演，非但没有偏离传统电影太远，反而更加注重电影的故事性和演员的表演。“电影有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是情节，一定要有个故事；第二要有情感；第三要有情境，这就是跟美术有关的气氛；第四要有情绪……四个‘情’要记住，最后才能让观众感动。”他这样对我说。

有些导演是爱心中的电影，有些爱心中的自己，王童是爱人。他关心人的命运。“我本身，讲好听点是个艺术家。”他用自嘲的口吻说道。

这种异乎寻常的间接感受能力 （vicariousness） ，可以追溯到导演的童年时代，其时他随家人从老家安徽太和迁居苏州，第一次看电影。看的是蔡楚生和郑君里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当时不懂什么叫做影像或文字，就是单纯被剧情感动。看到片中的母亲投江，六岁小男孩站在摆渡桥上，面对黄浦江的滚滚河水，自然就流下眼泪，彷佛自已就是那位六岁男童。”接受《王童七日谈》作者蓝祖蔚采访时，他曾这样说。

《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

成为艺术家，在他两年后从上海登船去台湾那一刻，已经注定了。

在带有自传色彩的电影《红柿子》中，王童回忆登船的场景是这样的：1949年，母亲和外婆携家带口，由随从士官陪同，走在如潮的人群中——为防止孩子们走散，特意用绳子将他们串起来。

“那年我已经七岁了，记性很强了。我们小孩子不知道战争的压力，就是跟着大人走，甚至觉得蛮好玩的。”王童在电话里说道，“不知道大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国家和社会的变动是什么。只看到外婆很紧张，自己也跟着紧张，然后跟着一路走。都是画面的印象。”

对于为什么有内战，王童那时一无所知。作为军人子弟，他从小就知道要服从命令。来到台湾以后，等他慢慢长大，才明白怎么回事。

《红柿子》剧照

《红柿子》是为纪念他的外婆而拍。这位受母系影响至深的导演，干脆把故事背景设定为“一个来自河南的大家庭”。他这样解释：“因为我外婆是河南开封人。我们小时候都是跟外婆长大，我们都很爱她。这部电影就是以外婆为主角拍的。虽然我的父系是安徽人，但是因为被外婆带大，所以什么习惯都是河南的习惯。”

外婆作为启蒙者，甚至塑造了王童后来对女性的态度。可以这样说，在银幕上，他是少有的将女性当成独立个体、对女性的书写时常超出男性的华语片导演。外婆、母亲、妻子和姐姐四个女人持续地影响他一生。“很多女性都会帮我的忙，不只是家里面。外面也是这种情况，女同事都喜欢帮我。” 他半开玩笑道，“有女人缘啦！”

《红柿子》剧照

他镜头下的女性充满人格魅力，比如文英阿姨，李欣，杨贵媚，陈仙梅，胡冠珍，王琄……既漂亮又有人情味。王童选女演员的标准是，没有标准。他是凭直觉，一眼看出你是否合适。“我选的都不是大明星，我坚决不用大明星，而是用跟土地有关系的人，要像才行。”

要说王童最大的遗憾，是外婆没看过他执导的电影。父亲王仲廉看过儿子导演的《策马入林》，谈不上什么深刻感受，因为是盗匪片，对他来说就是娱乐。

“我父亲十八岁就跟随国父孙中山，进了黄埔军校，是黄埔一期生。台儿庄战役获胜后，还得过青天白日勋章。”说起自己的父亲，抗日名将王仲廉，王童多少有些自豪。于是我问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父亲的这种地位，后来有没有给他带来哪些好处？“几乎没有吧，战败了还有什么好处。来了台湾还有什么好处？大家过得都很糟糕的。”他回答。

《红柿子》剧照

《稻草人》：“小民”颂诗

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道新教授眼中，王童是以儒雅的形象出现的。“他本来就出身将士之家，老家是安徽。父亲是国民党官员，家庭很有文化底蕴，从小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李道新告诉我，“我对李行、王童、侯孝贤和李安这代台湾电影人的印象还是很好的，从他们身上能看到真正的老中国——或者说民国过来的那种中国人的温柔敦厚味道。”

李道新在北大任教多年，每学期都会给学生放王童的电影。只要在北大上过他的中国电影史课程，都知道王童。

和人们的想象不同，王童是在勤务兵的照料下长大的，成长空间以厨房为主。“我与低层庶民 （不管是小兵或者奶妈） 比较接近，潜意识里或许就这样比较关注庶民情感。”他曾对忘年交蓝祖蔚说。某种程度上，他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的谢基尼娜很像，这个将军家庭出身的姑娘和王童一样，喜欢待在女仆室、厨房和马房里。“我跟厨娘和车夫在一起，总是很快活，可是跟我们那些老爷太太在一起却觉得无聊。”谢基尼娜说。

《稻草人》剧照

采访中，他自称是小民，不懂什么政治，认为导演的使命就是好好拍人物。尽管如此，多年前，他承认自己在创作中有社会主义倾向。电影《稻草人》是最好的例证。片中有个情节：佃农家的孩子很少吃到鱼，恰逢地主带着家人来乡下避难，听说客人吃鱼从不翻面，他们眼巴巴守在门口……当希望破灭后，最小的那个哭起来，“鱼翻过来了。”

他有种创作意识，那就是“永远站在弱者这一边。”李道新认为，这种独特的价值判断，是王童与其他台湾新电影导演的最大不同。“王童的风格比较独特，他对乡土和底层的描绘中，既有嬉笑怒骂，又有黑色幽默，进入很写实的层面，但又不是完全的写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这也是其他台湾新电影导演不太具备的。他和杨德昌比，更加不同。”

在北大，不管是上电影史课程，还是举办电影讲座，王童电影都会被李道新拿出来，当做重要的台湾电影论述。“他的《稻草人》不知道在北大放过多少遍。”李道新坦言。

《稻草人》剧照

1981年，王童的长片首作《假如我是真的》获台北金马影展最佳剧情片奖。六年后，《稻草人》让他获得包括最佳导演在内的三项金马奖。此后他和金马奖有了不解之缘，并在2019年获颁第56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他认为拍好电影的关键是“不要取悦观众”，这个信条直到今天仍然支撑着他。

“我不太往讨好观众，迎合市场那个方向走，只拍自己想拍的。”他告诉我，“加上我的美术底子好，我的眼睛很锐利，看人看得很清楚，选角色都很成功。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参加任何比赛我都占便宜。而且我读过很多文学作品，我不是只讲究画面，而是注重人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假如我是真的》剧照

拍《稻草人》时，王童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那时“中影”总经理林登飞的想法是，王童应该照动作武侠片《策马入林》的路数拍下去，这样成为台湾黑泽明指日可待。“我说我要拍《稻草人》，争论半天。后来给我的预算很少。如果这部电影拍不成，也就没有后来的所谓‘三部曲’了。”他在电话里轻描淡写道。这部戏只有七百万台币的预算。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出现一些变故，加上他对当时限制“台语”的政策颇为不满，一度动了移民美国、不再回台湾的念头。

谈到电影中的角色应该使用哪种语言，王童有些激动。“你是哪里人就讲哪里话嘛！不要阻止讲母语嘛。你看希腊电影，就要听希腊语，翻译成英语就不太对味。”他举了个希腊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例子，那是他最喜欢的导演。值得一提的是，两年前在“王童导演回顾展”上，放的《稻草人》是闽南语版。

《策马入林》剧照

《稻草人》拍摄得到日本导演今村昌平的协助。本片的背景是日据时期的昭和年间，为了尊重史实，他专程跑到日本东宝公司，借出了他们拍片时使用戏服。“从皮靴、腰带和指挥刀，一应俱全，都是写实电影上使用的道地日本货，这都是我在制作筹备前花了极深功夫才能做到的成绩。”他对蓝祖蔚说。

“有一次今村昌平来台湾，看完我拍的《看海的日子》，便请我喝咖啡。还蛮喜欢我。”王童告诉我。两人就是那时成了朋友。今村昌平在世时，王童每次去东京，都会去看他。这位比王童大16岁的导演，对彼时台湾电影的看法是，胆子太小。比如，今村昌平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他，妓女就应该脱光。“‘你们太含蓄了。’他对我讲。”

1986年，今村昌平的《女衒》开拍，有些镜头在台湾取景。作为本片艺术顾问，王童与美术设计横尾嘉良合作，让原本颓败的九份戏院广场恢复到了旧俄时期。“今村昌平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导演，他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采访快结束的时候，王童说了一句。

《香蕉天堂》：香气袭人的土地

《稻草人》的反应非常好，票房是成本的五倍。这部电影的成功，让王童彻底摆脱“台湾黑泽明”标签的束缚，也让他有机会拍下一部影片《香蕉天堂》——

国共内战尾声，两个男青年以假身份随军撤到台湾，其中一个冒充辅仁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他与同为冒牌货的寡妇相遇，乱世中两人结为连理；在台湾这块盛产香蕉的土地上，他们带着借来的身份，不知不觉过了一辈子。

“为了准备‘台湾三部曲’，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心愿达成了，我也很满意，然后决定拍我外婆，这就是《红柿子》。这一生我最想拍的都拍完了，是老天帮忙。”王童说。

《香蕉天堂》剧照

《香蕉天堂》标志着王童开始关注国民党时代的台湾。关于土地与创作者的关系，王童的观点是，艺术家要描绘自己熟悉的地方。七岁离开大陆，台湾不仅是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时间和空间。他随即给我举了个例子，大画家吴冠中：吴从法国回来后，专心画中国的东西，他的画可以跨越时空，因为有感情。“你现在让我去美国，拍一部美国的电影，那怎么可能呢？你是那个地方的人，在那个地方成长的时间越多，越会爱那个地方的人和土地。只有这里的故事你最擅长。”

在李道新看来，那些具有某种史诗意识的创作者，能够将个体命运跟整个时代结合起来；他们通过电影展现台湾的乡土和历史文化——这种乡土和历史文化与内地中国产生关联，带出历史的悲情。“从这个层面讲，我更欣赏侯孝贤、王童和李安这批人。而对于台湾‘新新电影’，所谓的新世代电影——包括现在很多台湾的那种小清新电影，我就不喜欢，很少能够打动我。”

《香蕉天堂》剧照

当年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出来后，李道新兴奋过一阵，心想台湾新电影和李行那代国语电影人有过的宏大气象，将在台湾电影和台湾文化中重现。后来才发现，没有可能了。他甚至悲观预言，当年的台湾新电影是种空前绝后的展现：此前很少有，从目前的状况看，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了。“这些年偶尔我也会关注台湾新片，因为精力有限，关注的不多。总的来说，这些年无论是金马奖获奖影片，或是偶尔票房不错的影片，跟王童那代电影人比起来，整个境界和气度都不行了。”

王童说过，他是以“人性”来拍电影，而不是以“地区”来拍电影。和侯孝贤一样，他喜欢把故事放在台湾的现代史中，不过李道新更偏爱后者。“除了《悲情城市》这部台湾新电影中最出色、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之外，王童电影在其他层面反而比侯孝贤电影更具沉郁顿挫的历史意识。”

和其他台湾新电影的创作者一样，王童推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这不是偶然的，意大利是二战中的战败国，国民党同样是内战中的战败方。无论是《红柿子》还是《香蕉天堂》，芸芸众生面临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活下去。当王仲廉将军都靠要养鸡和养牛蛙等副业补贴家用，对于底层百姓来说，如果只有冒充别人才能谋得一份安身立命差事，铤而走险也就不足为奇。在这里，王童不只有同情，而是用爱关心他们。

《香蕉天堂》剧照

在台北艺术大学兼课期间，他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电影要走心，不能只走眼”。这次采访，他同样对我强调了“走心”的重要。电影往心里走，不是让观众掉泪，而是追求人性的感动；所谓人性的东西，创作者要有真实的了解，不能浮于表面。他又举了个小津安二郎的例子，“他的电影不笑也不闹，很少有这种场面，但是你看完心里就很酸。”

正如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写的，他不想建造崇楼杰阁，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这点王童和他意气相投。

难得的是，每次审视自己以往的作品，他能做到旁观者的清醒。《稻草人》稍欠火候，更早的《看海的日子》精神内涵不足，长片首作作《假如我是真的》拍得不地道……这些评价都来自晚年王童。《香蕉天堂》是个转折。这年王童47岁，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电影的理解，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香蕉天堂》剧照

《无言的山丘》：登顶时刻

5月28日，作为“第二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 （电影论坛） 的一部分，《无言的山丘》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堂放映。“我知道这件事。他们还找过我，想让我说两句。”李道新说。每次在课上讲起这部电影，尤其讲到片头和结尾，他自己也会被打动——

本片时代背景是1920年代，一对佃农兄弟背弃长工契约，转而投身金瓜石的矿坑。在这个看不见天日的地界，男人为了翻身不惜出卖尊严和劳力，女人为了生存只好出卖肉体和灵魂。死亡机器不间断地工作，从压榨者到弱小，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我把北大放映《无言的山丘》这个消息告诉了导演。“我不晓得。反应好不好？”他在电话那边问道。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是否还会看他的电影，王童有点拿不准。“因为现在沟通不良。我也是经过你们，才知道我的电影在大陆还算受点欢迎。因为我在大陆不像台湾的侯孝贤他们那么有名，所以没人要看我的电影。”

《无言的山丘》剧照

他的悲观不是完全没道理。用李道新的话说，自从两岸关系紧张以后，电影交流也越来越少，以前他能经常见到王童，现在少多了。李道新甚至担心，今天的年轻人或许对台湾新电影已经丧失兴趣。接着他话锋一转，认为这种情况也正常，因为很多内地的90后00后同样不知道谢晋和谢飞是谁。

《无言的山丘》筹划了十一二年，拍完花了十三年。“我不像别的导演，每年都要拍一部赚钱的电影，我花了十几年才拍了四部片子。如果只用金钱价值来衡量，当然是不划算的……全是时间、智慧和耐力的投入，现在想想也值得啦。”王童说。

片中出现的油菜花地，是导演和剧组成员下田劳动的成果。为了让画面看起来有种凄凉的美，王童费尽心血，多年的美术设计底子在这里发挥作用。“视觉很重要嘛，就像多读文学你知道内容很重要，所以都要兼顾。电影涵盖太大了，作为一个导演，不是某一点好就行，对音乐也要了解。”

《无言的山丘》剧照

很多导演都是在40岁之后拍出了经典。英国导演大卫·里恩49岁拍了《桂河大桥》，天才的斯坦利·库布里克40岁拍了《2001太空漫游》，杨德昌44岁拍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王童是在50岁这年拍完《无言的山丘》。

“《无言的山丘》最难拍，投入的钱最多。其实我第一部戏就想拍《无言的山丘》。当时想的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拍：《无言的山丘》是日据时代的大正年间发生的事，《稻草人》是昭和年间的事，《香蕉天堂》是国民党时代，然后是《红柿子》，接着是《风中家族》。但是一开始没人要投资《无言的山丘》。”王童在电话里告诉我。

本片让他拿到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爵奖。这里有个插曲：王童在上海逗留期间，影展主办方曾在黄浦江上为得奖者举办渡轮庆功会，他在船上见到作家白桦，这是电影《苦恋》的编剧和导演首次谋面。

《苦恋》剧照

和有些导演不同，王童会给演员足够的表演空间。《无言的山丘》中有场戏，文英饰演的老鸨得知任长彬饰演的红目死了，她边吃饭边哭，“那个情绪可以感染四周，甚至感染画外的观众。”这场戏也是文英表演生涯最亮眼的时刻之一。

王童最近一部重要作品，还是十年前导演的《风中家族》。这正是李道新觉得可惜的地方，“他在90年代之后拍片减少了。加上后来做了台湾导演协会的会长，经常代李行先生来大陆，进行两岸的交流与合作，社会活动工作做得比较多。对于一般观众来说，肯定比不上那些有作品的导演。”

“老了没有电影拍也没关系啊，不一定要拍电影啊。”王童却看得很开。

《风中家族》剧照

关于年龄与创作力之间的关系，王童有一番心得。年轻导演的作品有生命力，有力量，但是等老了之后，厚度会出现；有的导演刚好相反，年轻时拍的电影非常好，有生命力，老了就不行了。“很多导演我看他们年轻时的作品，好得不得了，几年之后再看我很失望。这种情况台湾也是，大陆也是，全世界很多导演都是这样。失望的原因，无非是不得已。为钱不得已，为名不得已……有些话不太方便讲。”

见到王童多年后，陈世亚才第一次看《无言的山丘》，是在呼和浩特某家电影院看的2K修复版。“大为震撼。”他后来回忆。又过了一些年，他看了《红柿子》，感觉比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更好。“最近接连看了《稻草人》和《香蕉天堂》，心想如果当年我看过那些电影，高低要跟导演合张影，再对他说声‘谢谢’。”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已从当年那个稚气未脱的小朋友，变成略带沧桑的大叔。

王童